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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好谈女色,女人也饶不过男色,但这些大抵都在“夜半无人私语时”。唯有李渔堂而皇之地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闲情偶寄》中,辟出多篇专章畅谈自己的尤物标准,直男本色暴露无遗。
李渔评判女子美与不美主要着眼四个方面,即肌肤、眉眼、手足、态度。肌肤妙在白嫩软:李渔论肌肤,以白为美,不作他想,没给所谓“黑美人”留什么余地。但他也说,部分黑者有变浅转白的可能,但这取决于肌肤的特质。按照他的说法:面黑于身者易白,身黑于面者难白;肌肤黑而嫩者易白,黑而粗者难白;皮肉黑而松软者易白,黑而紧实者难白。这么说,白嫩软就上天堂,黑粗紧就没活路了?倒也不是,貌、命多呈反比,所谓“薄命尽出红颜,厚福偏归陋质”。在当今这个刷脸的时代,此话听来近于酸腐,反正李渔是这么说的。
李渔曾为一贵人帮闲选美,让参与选美的女子都抬头,一女径直抬头毫无羞怯;一女娇羞腼腆,扭捏再三,然后抬头;一女初不抬头,继而眼波一瞬,似看非看,然后抬头,待人检视完毕,随即眼波再一瞬,低下头去。李渔说,这就是“态”。另有一次,李渔春游遇雨,与众多女子避雨亭中,其中有一30多岁的白衣贫女,不像别人一样争抢位置、抖擞衣衫,无骄人之色,亦无自卑之情,于或年轻貌美或珠光宝气的众多女子中卓尔不群,令李渔顿生爱怜。
李渔举这两个例子,约略指示媚态之一二。其实,第一例媚则媚矣,第二例则是气质与涵养使然。
李渔的《闲情偶寄;声容部》这是一部专论妇女生活起居的著作,可看作清代妇女研究的一部专著,其中对女性美多有论述。李渔的女性美观念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士大夫、文人女性美观念的集大成者。如果说卫泳的女性美观念是注重女性的神、态、情、趣之美,注重男女相亲相爱,以心相交的精神方面。那么,李渔的女性美观念则注重于女子的容貌、形体之美,既注重外在的美。李渔认为,"妇人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
女性的美色第一在肌肤,而以肤色白为最难得。"妇人本质,惟白最难。常有眉目口齿般般入画,而缺陷独在肌肤者。"生为黄种人的汉民族,自先秦以来就以肌肤白为美,到明、清时代,这种"一白遮百丑"的观念更为强烈。李渔经过多年观察,总结女演员化妆的经验,认为某些肌肤不白的人,也可以使其变白。他把皮肤是否白嫩看作是女性美的第一标准。其次是眉眼。"面为一身之主,目又为一面之主"。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观眸子。"李渔认为,女人的眼睛大小粗细与其人的情性刚柔,心思愚慧有密切关系。眉眼以细长清秀为最美,其性格必然柔和聪慧。
再次为手足。手以"纤纤玉指"为最美,但具有"纤纤玉指"的女子太少,"十百之中,不能一二靓也",因而在"或嫩或柔,或尖或细之中,取其一得"就可以了。美女的脚"但求窄小"而又善于走路者为最美。"直而正者,非止美观便走,亦少秽气。"最后是修饰,李渔认为女人"无论妍媸美恶",都要讲究修饰。但他同时又指出,修饰不能太过份,也"不可不及",而要适度。
对妇女的衣着,提倡洁和雅。"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他特别强调衣服的色调要与人的脸色相协调。"面颜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浅;其近黑者,则不宜浅而独宜深,浅则愈彰其黑矣。"值得注意的是,李渔主张女性美是德、色、才的统一,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说,他认为"无才是德"是"前人愤激之辞",是"见噎废食之说。""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败行;贪淫之妇,何尝历历知书?"才与德是可以统一的,兼备的。他主张妻为正室,应当以德为主;妾婢"原为娱情而设,所重在耳目"。因而婢妾更侧重于色与才。
明未文学家叶绍袁认为"德才色为妇人三不朽",李渔把德归属于妻,才色属妾,更接近于封建时代男性权势者娶妻纳妾的实际标准。李渔主张妇女所学技艺"以翰墨为上,丝竹次之,歌舞又次之",而女工则是必修课。女子除了学会过硬的女工外,最好能读书识字,又能懂得琴棋书画,兼通歌舞,才艺双全,便是全才;稍懂些技艺也比一点不懂要好。主张女性要较全面的发展,这是颇有见地的。
1.人物简介
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汉族,浙江金华府兰溪县夏李村人,生于南直隶雉皋(今江苏省如皋市)。 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顺治八年(1651),41岁的李渔搬家去杭州,后移家金陵,筑金陵“芥子园”别业,游历四方,广交名士。康熙十六年(1677),复移家杭州,在云居山东麓修筑“层园”。李渔自幼聪颖,素有才子之誉,世称“李十郎”,曾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演出经验,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理论体系,被后世誉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世界喜剧大师”、“东方莎士比亚”,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文化产业的先行者,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一生著述丰富,著有《笠翁十种曲》(含《风筝误》)《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十二楼》《闲情偶寄》《笠翁一家言》等五百多万字。还批阅《三国志》,改定《金瓶梅》,倡编《芥子园画谱》等,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艺术天才
贫寒家世
夏李村(下李村)距金华兰溪县城约五十华里,有四五百户人家全部姓李,其始祖唐时由福建长汀徙居浙江寿昌,南宋时迁移到兰溪夏李。相传,李渔家世贫寒,住在夏李伊山头的一间破旧祠堂里。在李渔故里举行的村官论坛父亲李如松长年在江苏如皋做 药材生意,难得回来,母亲则在村里做“烧镬娘(女帮工)”。明万历三十八年(1611年),李渔母亲怀胎到了11个月上,肚子痛了三天三夜,还是没有分 娩。到了农历八月初七这一天,有个白发长老路过此地,他看了看产妇,又绕着房子转了一圈说,肚里的胎儿是“星宿降地”,住的这间小祠堂屋宇阴暗,按风水相学上说,地盘太轻,是载不住“星宿”的。经长老建议,大家把产妇抬到夏李村的总祠堂里,才得以顺产。长老说,这孩子不是凡胎,是“仙之侣,天之徒”,于是就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李渔是中年以后改的名字。几世贫寒的李家从此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夏李村人多地薄,“流寓于外者几三分之二”,其族中不少人在江苏如皋古城经营药材,有“冠带医生”头衔的李渔伯父李如椿在如皋城内的药铺也开得红红火火。李渔父亲李如松在李渔出生后不久,便举家迁往如皋居住,以助其兄照顾生意。《李渔全集》自幼聪颖的李渔,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上刻诗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15岁时在梧桐树上刻的诗是:“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针尖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人长亦奚怪。好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为了让儿子能静心攻读,光宗耀祖,李渔母亲学孟母“三迁教子”,将李渔安置到李堡镇上的一座“老鹳楼”里读书。但正当李渔在书山学海中奋读攻研、学有所成的时候,他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家庭突然失去顶梁柱,全家人顿陷困境。迫于生计,也因自己要回原籍浙江参加科举考试,李渔决计扶柩回乡,回到故乡兰溪夏李村,这年,李渔十九岁。同年,娶了距夏李村约十华里的生塘徐村(今属水亭乡)徐氏女为妻,并白头偕老。李渔多次出游,都靠她主持家政有方,得无后顾之忧。李渔在其作品中亲切地叫她“山妻”。
父亲的去世更坚定了李渔谋取功名的决心,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夏李宗谱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科场失利的沉重打击,他满腹牢骚,在寄给同试落榜友人的信中写道:“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旧时豪。携琴野外投知已,走马街前让俊髦。酒少更宜赊痛饮,愤多姑缓读《离骚》。姓名千古刘蕡在,比拟登科似觉高。”次年元日作《凤凰台上忆吹箫》叹功名不就:“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赴杭州应试,由于局势动荡,李渔途中闻警返回兰溪。不久,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朝的铁骑横扫江南,明王朝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国难当头,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此时的李渔心灰意冷,惆怅不已。这年的清明节,他在祭扫先慈墓时,百感交集,内心愧疚,长歌当哭:“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做了幕客。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甚为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八咏楼原名元畅楼,因齐梁时沈约的一首《元畅楼咏》而得名,唐代后改名,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之盛地。南宋李清照曾登临此楼,并作《题八咏楼》。因为有了前人的名篇,后人便不敢轻易吟诗撰联。李渔当即作了“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三年后,清兵攻入金华,楼遭灾,联遭毁,李渔也被迫离开金华回到了兰溪。
老居层园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情日切。6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词曰: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再批评。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君全交,未攀衮冕;我累友,不恕簪缨。终日抽风,只愁载月,司天谁奏客为星?羡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李渔回到兰溪故里,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不到故乡久,归来乔木删。故人多白冢,后辈也苍颜。俗以贫归朴,农由荒得闲。喜听惟涧水,仍是旧潺湲。”当时的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兰溪芥子园(24张)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康熙十六年(1677) 67岁的李渔迁回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 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了。 他为此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其所述景况,所兴感慨,无不让人痛心怜悯。许是这封公开信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 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此园缘山而筑,坐卧之间都可饱赏湖山美景。“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 晚年了。可好景不长,由于长期奔波的劳累,李渔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这位奋斗一生、立志创新的老人与世长辞了。李渔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3.人物作品
李渔所著的戏曲,流传下来的有《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美人香》《风筝误》《慎骛交》《凰求凤》《巧团圆》《意中缘》《玉搔头》(以上十种合刻称《笠翁十种曲》)《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十错记》《补大记》及《双瑞记》等19种。其中,演出最多的是《风筝误》一剧。此外,有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十二楼》、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肉蒲团》以及杂著《闲情偶寄》等《闲情偶寄》是他主要的对自己的生活所得所闻见的事物的总结性的书。包含有对戏曲的看法,批评。从舞台的实际出发,注重戏曲的结构、中心事件的选择安排等,是中国戏曲批评史上,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还涉及到生活中的如饮食、作卧等方面的审美感受。《李渔全集》(德)马汉茂(Helmut Martin)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觉世名言十二楼》(清)李渔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十二楼》(清)李渔著 中华书局,2004年版。《无声戏》(清)李渔著,中华书局 2004年版。《闲情偶寄图说》上下二册。(清)李渔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4.轶事典故
李渔不仅是高产多能的作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早在居杭期间,他就编辑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寓居金陵后,为了防止别人私自翻刻他的著作,成立了芥子园书铺,他的编辑出版事业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写的大部分书都是在这里印行的。书铺同时还印行、销售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笺帖,以及其它文化用品。《芥子园画传》(31张)作为出版商李渔,他那灵活的经营策略与经营理念,使他能牢牢把握住商机,左右开弓,把芥子园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他根据读者的心理和需要,除了出版自己创作的作品,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如被他称之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编辑出版了诸如《古今史略》《尺牍初征》《资治新书》《千古奇闻》等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书;由他倡编并亲自作序、女婿沈因伯搜集整理、在中国美术界影响颇广、一直被誉为中国画临摹范本的《芥子园画传(谱)》也是在芥子园印行的。由于芥子园印行的出版物工精价廉,重信誉,加之广告意识强,多年来市场销路好,受到人们的欢迎。后来李渔迁回杭州,芥子园屡换主人,但一直保持李渔优良的经营作风,成为清代著名的百年老店之一。书以人传,店以人名,随着岁月流逝,芥子园虽数易其主,但芥子园书铺仍然在不断营运,有资料表明,直至清咸丰七年(1857)年,芥子园还刊印过《情梦柝》等小说。可以说,芥子园书铺不仅是清代为数极少的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店,也是中国出版史上为数不多的历史悠久的“百年书铺”。
李渔56岁时应邀远游西北,得平阳(今山西临汾)地方官赠予他乔姬,虽年仅13岁,但聪慧过人,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天由关锦鹏策划的李渔经典之作《怜香伴》份,经教唱演习,成为李氏家班的有名的旦角。乔姬学唱,记忆惊人,领悟极快,师授三遍,便能自歌。老师说是他授曲三十年从未见过如此聪敏之人。仅一月余,乔姬便学会了老师的所有,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每有客来访,乔姬隔屏清唱,客人听得食肉忘味。几个月后,李渔途经甘肃兰州,得贵人赠予王姬,也是13岁。王姬的长相在女伴中虽不出众,一旦易妆换服,却与美少年无异,令人惊叹。李渔便让乔姬教她学戏,扮演生角。从此李渔建起了自己的家班,而且乔、王二姬的舞态歌容超群脱俗,能体贴文心,只需李渔略加指点,便能心领神会,触类旁通,创造性地表演剧本内容,常常是“朝脱稿,暮登场”,效率很高。所以家班创办不多久,便红遍了大半个中国。李渔是个风流才人,他有一妻数妾,还有客中买来的几个婢姬,然而李渔又是 一个非常重情的才人,“予,情士也”,他认为“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乔、王二姬原本是秦、晋民女,归李渔后,经李渔调教便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 代艺术天才。她们不仅聪敏颖悟,演技卓绝,扮生演旦,珠联璧合,令李渔叹为旷代奇观,而且对李渔体贴入微,曲尽妇道。她们跟随李渔常年在外巡回演出,朝夕 相处,其相互之间早已忘记了年龄上的差距,而将友情、艺情、爱情融合在了一起。但乔、王二姬由于长年在外演出,劳累成疾,仅历七年便先后早逝。李渔老泪纵横,悲恸欲绝, 写下了《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重过江州,悼亡姬,呈江念鞠太守》《自乔姬亡后,不忍听歌者半载。舟中无事,侍儿清理旧曲,颇有肖其声者,抚今追昔, 不觉泫然,遂成四首》《后断肠诗十首》等诗作哭悼乔、王二姬,挥泪为二人写了一篇《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希望二姬能复生、再来,情深绵绵,催人泪下。 李渔之悲痛,不仅因为二姬在家班里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更因为在生活上是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形影不离的伴侣,在艺术上是最能领悟李渔文心并可以与之促膝交 流、切磋的红颜知己。
李渔在六十岁前后,开始系统地总结他的经验,使其上升为理论。康熙十年 (1671),《笠翁秘书第一种》即《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问世,这是李渔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 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共有234个小题,堪称生活艺术大全、休闲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闲情偶寄》(4张)其中,《词曲部》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演习部》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声容部》中的《习技》详述教女子读书、 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都和戏剧有关。后人曾把《词曲》《演习》两部抽出来,独立印成一书,名《李笠翁曲话》。其中从创作、导演、表演、教习, 直到语言、音乐、服装,都一一作了论述。李渔在汲取前人(如王骥德《曲律》)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它比法国著名文学家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体系早出一百年;他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是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集大成之作,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中关于导演的论述,更比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出两个世纪,是世界戏剧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导演学著作。《闲情偶寄》的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内容丰富,切合实用,同时也为我们全景式地提供了十七世纪中国人们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表现了作者广泛的艺术领悟力和无限的生活情趣。这六部的写法,和一般生活知识读物不同,往往结合抒情和说理。他希望人们读了他的书对美化生活有新的认识,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希望通过草木虫鱼、摄生养性知识的论述,旁引曲譬,有助于规正风俗,警惕人心。据说此书新出,一位友人借去看,此人对戏剧理论不感兴趣,翻了十来页都是 这些东西,便觉乏味,把书退回。李渔得知写了一首诗回赠:“读书不得法,开卷意先阑。此物同甘蔗,如何不倒餐?”甘蔗根部最甜,《闲情偶寄》对一般读者来 说,也是最后面这六部更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这位友人如果跳过前两部去阅读,就不会感到乏味了。
5.人物评价
李渔的头衔太多了,小说家、剧作家、出版人、书商、幕僚、社会活动家、园林艺术家、发明家。可能还忘了一个名头,他还是一个生活家。与他那些低调的同行们相比,他留给后世的印象则是高调迥异的行事风格和奢享张扬的生活态度。他对屋宇宅邸、甜酒佳肴、如花美眷有着特殊的迷恋,甚至还让他的妻妾们组成了一个家庭剧团穿行于南北重镇、达贵府第,到处上演自编自导的戏剧,完全颠覆了勾栏瓦肆一贯的表演。上至国丈尚书,下到封疆大吏,李渔用他商人而不是文人的精明和心机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官宦身边,穿行于复杂多变的人际网络上。这种行走式的定制表演给他带来的是丰厚的物质和权力回报,尽管身后总有人争议甚至不留情面地批评他这种到处“打秋风”的行径,但无论如何,他到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全盛时期,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家弦户诵。要知道,在那样一个交通殊不发达的年代,文化信息的传播尤为缓慢,而他竟然能在短短数年之内做到举国沸腾,令仕宦吏民争相与之结交。这样看,李渔的剑走偏锋又显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就算这样,李渔的出现也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巧合了。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长期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国传统道德的教育标准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早已貌合神离。上溯春秋下至两汉,所谓正身明礼、戒骄、戒嗔、戒色、戒饮等等各种对名流望族形成的一整套严苛的道德规范已经再难驾驭社会发展的斑斓色彩,这套支撑着士子们熬过远古战乱和贫瘠年代的第二法律正在逐渐消退它的人格效力,而后世之所以还要虔诚地膜拜它,恐怕多半是因为它已经沦为统治阶级笼络读书人的精神吗啡,用一纸功名换一生安顺。
李渔的确做过读书人,可似乎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将自己与古板的文人理想捆绑在一起;他也幻想做官,只是满是枯槁的经典又实在驯养不了这个鲜活的生命。他自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子虽多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无登天之卷,又何以为?”这样的话当然已经很不客气了,但却又是一桩实情,就像他的后辈黄景仁说的那样“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时下常有人对科举制度报以忿忿之辞,可要是离开了它,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对于李渔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思索,要抛弃十几年已经侵入血液之中的固有观念无异于重新投胎换骨,普通的读书人大概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而作为商人之子的李渔,显然已经看到了时势悄悄发生的变化,墙外的世界人来人往、沸反盈天,到处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欢乐和喧嚣,而我为什么不能出去呢,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墙外的世界、热情的路人请教安生立命之道而非要拐一个弯儿先背熟这些条陈纲理再问其出处,为什么除了科举我就不会有其他的出路了呢,那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这样的想法和疑问,在李渔的心中深深地埋藏了下去,伴随着他的两次科举考试,伴随着明亡清兴,伴随着他的举家北迁徙,最后终于发芽、突围。
可以这样说,李渔对传统文人本分的超越是彻底而甘心的,他的出现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异数,又是中国近代文明的一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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